by 薛涌
张东荪当年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的时候，在校务会议开会时，每次主席都要恭读总理遗嘱，有一次他即夺门而去，声言：“下次如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
一个时代有—个时代的文化精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风采。中国传统士大夫发展到现代知识分子的道路是很曲折的，而且现在也不能说是彻底完成了这个转型，但近代以来，经过几代知识分子的努力，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应该说也植下了一点根基。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张东荪说过这样的话：“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五十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界文化界养成一种所谓Liberal Mind。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
张东荪认为这种精神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他觉得当时中国文化界已有这样的风度。怀疑的精神和批评的态度，在当时接受西方文化的人们当中已经萌芽。他说：“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虽然有待于将来的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为了将来发展科学，为了中国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这一些萌芽是必须保全下去，千万摧残不得的。”(《观察》5卷第11期)
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
老大学里教授的权力之大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对于来自上边的命令，如果感觉不合理，要么据理力争，要么就公开抗议，这一方面说明大学的民主空气很浓，也说明了广大师生有很强的教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1939年3月，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后，为了加强对大学的控制，通过行政手段，对大学教育的很多方面强行统一管理，其中有些规定是合理的，比如统一招生，但也有一些部令是不合理的，如颁布大学课程科目表，统一课程教材，大专以上学校毕业考试实行总考制等等，严重窒息校园的自由空气，限制师生的思想自由，因而引起西南联大师生的反感和抵制。
1940年6月10日，西南联大教务会议对教育部的统一大学课程教材和学生成绩考核办法等，据理抗驳，要求教育当局给予学校更多的教学自由，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明确表示“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南开大学校史》第260页)。
好在那时教育部管事的ACE多知道大学教授的厉害，所以在许多时候，并不愿意得罪他们。老大学里教授们反对行政当局的事是常有的，因为那时大学教授可以自由流动，在校内他们不必害怕校长，更不必害怕教育当局，不合适就走人，此处不留自有留处，整个心态从容而平静。
由于过去的教授社会地位较高，经济上相对也有保障，这使自由流动成为教授生活的一种常态。也就是说，过去的教授一般不会在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大学里混下去，因为有自由流动的机制，也就给教授提供了较为宽阔的生存空间，过去的教授很少终身在一所大学里工作的，特别是年轻教授，他们的流动性是很大的，流动本身是一种双向选择的机制，教授在选大学，大学也在选教授，教授最终稳定下来的大学，通常就是他们比较满意的大学。这种自由流动的机制，对于展示一个人的才华是有促进作用的，也能保持教授学术上的创造活力。
教授的境界
王浩是世界有名的数理逻辑学家，他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是金岳霖的学生。王浩后来把他在昆明西南联大度过的那段时光称为“谁也不怕谁的日子”。他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品格和常识不等，相互间会有些不快，但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有两次教师发现讲授有严重错误，遂当堂宣布：近几个星期以来讲得都不对，以后重讲。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新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离开昆明后，我也交过一些朋友，但总感到大多不及联大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亲近。这大概和交识时的年龄有关，但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的人在为人、处事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王浩《谁也不怕谁的日子》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第66页)
西南联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教授和学生对中西文化优长的完美结合，这种结合是在自觉状态下完成的。一位联大的学生曾回忆说，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曾说，杨振声先生讲小说必称沈从文，讲戏剧必称丁西林。这话在国文课上只证实了一半，为什么联大国文课本中没有选沈从文的小说呢?据说，当年讨论篇目时，规定过一个原则，凡是本校同仁的作品，一律不予入选，这么一来就连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背影》也没有机会在国文课本中露面了。(张源潜《大一生活杂忆》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63页)这看似小事，但它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却是很博大的，这样的小事，我们今天的许多教授就不一定做得到。
兼任行政工作拒领“特别办公费”
老大学里的教授，特别是负责的教授，比如各院院长、系主任等，对自己的要求都很严格，一是因为老大学里有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二是教授本身对自己的要求，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自律。想在老大学里有地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在学术上要绝对有公认的成就以外，在做人做事上面也得让大家看得过去，而且不能有太说不过去的缺点。在老大学里负责，真有点像西方做官，进入公众视野，一般是不能胡来的，大学又不同于别处，大家是敢说话的。所以老大学里每做一件事，都要先考虑教授们的反应，看看能不能过了他们这一关，要是他们不同意，事情是做不成的，特别是大事。
抗战期间，国家财政很困难，大学教授的生活质量比战前下降了许多，当时大家都很穷。1941年，教育部曾规定大学里凡兼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在西南联大，各院系负责人就不愿拿这笔钱，因为这样会引起其他教授的不满，为此联大各院负责人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最后只有每个常委每月领了一份。(《清华大学校史稿》第314页)
这样的事，看起来虽小，但它反映出的却是教授在大学里的重要性，因为是国立大学，从教育部一面说，为了维持战时的教育，给那些院长和系主任一点补助也不为过，但对那些负责教授来说，他们懂得教授在大学里的主导作用，所以从不愿意去伤害他们，尊重教授，是办好大学的第一要事。
教授的傲骨
张奚若先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专业是政治学，早年是很敢说话的人，后来虽然不大能说话了，但张先生的敢言还是很出名的。1949年后，张先生还劝过执政者不要好大喜功。
西南联大时期，有一次张先生去参加国民参政会，他发言抨击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蒋介石打断他的发言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先生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离开会场回到昆明。下次参政会再开会时，他接到寄来的通知函和路费，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不出席国民参政会了。(张奚若文集)第15页)
张先生过去和胡适的关系非常好，青年时代遇事总愿和胡适商量，但中年以后在大事上和胡适多有分歧，就个人气质说，张先生比胡先生要激进一点，或者说，更具理想主义，太相信别人的承诺，比如关于联合政府的号召之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张先生是那一群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代表，他们痛恨国民党的腐败，但又较为迷信新生力量。但不管怎么说，张先生都不失书生本色。
大学校长对学生的帮助
胡适晚年和胡颂平谈话时，常常流露一个看法，就是坏学校也出好学生。他特别提到过当时中国大学一个名叫黄晖的学生，常来北大听他讲课，这个学生后来写过一本很有学术价值的书，胡适晚年还记得这个学生。
学校总有好坏之分，一般说来，学校不论好坏，凡在学校中就有名的学生一般都有出息，特别是赶上学运时候，凡学生领袖总是有才能的人。我虽然没有上过好大学，但我观察，坏学校里出名的学生，总是比好学校里平庸的学生有出息，不论学校好坏，凡在学校中没有显示才华的学生，以后大概也是平庸之辈。现在大公司找人，选人的成本比较高，其实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不论学校好坏，你以他在学校的出名程度来选择，大概不错。我前些年写过一则短文，说中国早期学生运动的领袖，后来以做大学校长的人为多。因为政治活动最能见出一个人的激情、人格和才华。西方制度下领袖人物的来源，基本是校园中最活跃的学生。
据中国著名工业经济研究专家方显廷在《方显廷回忆录》(商务印书馆出版，2006年)记载：“国立北京大学有五位学生运动领袖，他们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抗议中国在凡尔赛和会上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时任国立北京大学的执行校长蒋梦麟先生，请求穆先生(厚生纱厂老板穆藕初，编者注)资助这五位学运领袖出国留学。穆先生立即慨然应允，以五万银元作为资助。不过，作为一位传统的中国多神论者，他在应允此事之前，相邀蒋梦麟校长，一起到北京一座著名的庙宇去求了一次签。签语告诉他说，他的捐助行为将会得到极大的成功。后来，这些被资助的学子们，分别成为政府的内阁部长、外交使节、大学校长、知名学者和诗人。”
方显廷回忆说，蒋梦麟校长请求穆先生资助的这五位学生是：罗家伦，后来做过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的校长；段锡朋，一位资深的国民党员和内阁大臣；康白清，著名的诗人；汪敬熙，中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做过中研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孟寿春，四川大学校长。方显廷的回忆大体不错，只是孟寿春，我查了一下四川大学的校史，没有记载。可能是方显廷记忆不准确。但不管怎么说，只要五人里有一个上面提到的人，这笔资助都可说得到了巨大的回报。
1933年，蒋梦麟在北大当校长时还做过这样一件事：那年一开学，蒋梦麟以“不交学费”为理由开除了一批左倾学生，共计九位。这些北大学生被开除后不久，每位学生收到一封匿名信，内附支票三百元。信中说：他对同学被开除非常同情，谨送致大洋三百元为川资云云。
这是我看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时记住的一个细节。千家驹在回忆录中说“我至今不明白这钱是谁送的。三九二十七，这二千七百元大洋(尚未实行法币烧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地下党很穷，绝不可能、也无必要送此巨款。社会上也不会有此急功好义的人士，况且他们也不可能知道每一被开除同学的姓名住址，这真是一个谜。经我们多方分析研究，我判断这是蒋梦麟校长耍的两面派手法。蒋一面开除学生，一面又怕他们留在北京，铤而走险，对他发生不利行动，干脆花一笔钱叫他们早早离开。果然，九位同学得了钱后，有的东渡日本，有的去了德国，各奔前程去了。”千家驹对蒋梦麟的这个看法，其实不准确。因为在蒋梦麟一生中，这样的作法绝对应当受到后人的尊敬。
张东荪当年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的时候，在校务会议开会时，每次主席都要恭读总理遗嘱，有一次他即夺门而去，声言：“下次如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
一个时代有—个时代的文化精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风采。中国传统士大夫发展到现代知识分子的道路是很曲折的，而且现在也不能说是彻底完成了这个转型，但近代以来，经过几代知识分子的努力，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应该说也植下了一点根基。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张东荪说过这样的话：“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五十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界文化界养成一种所谓Liberal Mind。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
张东荪认为这种精神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他觉得当时中国文化界已有这样的风度。怀疑的精神和批评的态度，在当时接受西方文化的人们当中已经萌芽。他说：“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虽然有待于将来的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为了将来发展科学，为了中国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这一些萌芽是必须保全下去，千万摧残不得的。”(《观察》5卷第11期)
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
老大学里教授的权力之大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对于来自上边的命令，如果感觉不合理，要么据理力争，要么就公开抗议，这一方面说明大学的民主空气很浓，也说明了广大师生有很强的教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1939年3月，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后，为了加强对大学的控制，通过行政手段，对大学教育的很多方面强行统一管理，其中有些规定是合理的，比如统一招生，但也有一些部令是不合理的，如颁布大学课程科目表，统一课程教材，大专以上学校毕业考试实行总考制等等，严重窒息校园的自由空气，限制师生的思想自由，因而引起西南联大师生的反感和抵制。
1940年6月10日，西南联大教务会议对教育部的统一大学课程教材和学生成绩考核办法等，据理抗驳，要求教育当局给予学校更多的教学自由，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明确表示“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南开大学校史》第260页)。
好在那时教育部管事的ACE多知道大学教授的厉害，所以在许多时候，并不愿意得罪他们。老大学里教授们反对行政当局的事是常有的，因为那时大学教授可以自由流动，在校内他们不必害怕校长，更不必害怕教育当局，不合适就走人，此处不留自有留处，整个心态从容而平静。
由于过去的教授社会地位较高，经济上相对也有保障，这使自由流动成为教授生活的一种常态。也就是说，过去的教授一般不会在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大学里混下去，因为有自由流动的机制，也就给教授提供了较为宽阔的生存空间，过去的教授很少终身在一所大学里工作的，特别是年轻教授，他们的流动性是很大的，流动本身是一种双向选择的机制，教授在选大学，大学也在选教授，教授最终稳定下来的大学，通常就是他们比较满意的大学。这种自由流动的机制，对于展示一个人的才华是有促进作用的，也能保持教授学术上的创造活力。
教授的境界
王浩是世界有名的数理逻辑学家，他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是金岳霖的学生。王浩后来把他在昆明西南联大度过的那段时光称为“谁也不怕谁的日子”。他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品格和常识不等，相互间会有些不快，但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有两次教师发现讲授有严重错误，遂当堂宣布：近几个星期以来讲得都不对，以后重讲。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新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离开昆明后，我也交过一些朋友，但总感到大多不及联大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亲近。这大概和交识时的年龄有关，但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的人在为人、处事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王浩《谁也不怕谁的日子》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第66页)
西南联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教授和学生对中西文化优长的完美结合，这种结合是在自觉状态下完成的。一位联大的学生曾回忆说，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曾说，杨振声先生讲小说必称沈从文，讲戏剧必称丁西林。这话在国文课上只证实了一半，为什么联大国文课本中没有选沈从文的小说呢?据说，当年讨论篇目时，规定过一个原则，凡是本校同仁的作品，一律不予入选，这么一来就连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背影》也没有机会在国文课本中露面了。(张源潜《大一生活杂忆》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63页)这看似小事，但它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却是很博大的，这样的小事，我们今天的许多教授就不一定做得到。
兼任行政工作拒领“特别办公费”
老大学里的教授，特别是负责的教授，比如各院院长、系主任等，对自己的要求都很严格，一是因为老大学里有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二是教授本身对自己的要求，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自律。想在老大学里有地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在学术上要绝对有公认的成就以外，在做人做事上面也得让大家看得过去，而且不能有太说不过去的缺点。在老大学里负责，真有点像西方做官，进入公众视野，一般是不能胡来的，大学又不同于别处，大家是敢说话的。所以老大学里每做一件事，都要先考虑教授们的反应，看看能不能过了他们这一关，要是他们不同意，事情是做不成的，特别是大事。
抗战期间，国家财政很困难，大学教授的生活质量比战前下降了许多，当时大家都很穷。1941年，教育部曾规定大学里凡兼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在西南联大，各院系负责人就不愿拿这笔钱，因为这样会引起其他教授的不满，为此联大各院负责人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最后只有每个常委每月领了一份。(《清华大学校史稿》第314页)
这样的事，看起来虽小，但它反映出的却是教授在大学里的重要性，因为是国立大学，从教育部一面说，为了维持战时的教育，给那些院长和系主任一点补助也不为过，但对那些负责教授来说，他们懂得教授在大学里的主导作用，所以从不愿意去伤害他们，尊重教授，是办好大学的第一要事。
教授的傲骨
张奚若先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专业是政治学，早年是很敢说话的人，后来虽然不大能说话了，但张先生的敢言还是很出名的。1949年后，张先生还劝过执政者不要好大喜功。
西南联大时期，有一次张先生去参加国民参政会，他发言抨击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蒋介石打断他的发言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先生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离开会场回到昆明。下次参政会再开会时，他接到寄来的通知函和路费，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不出席国民参政会了。(张奚若文集)第15页)
张先生过去和胡适的关系非常好，青年时代遇事总愿和胡适商量，但中年以后在大事上和胡适多有分歧，就个人气质说，张先生比胡先生要激进一点，或者说，更具理想主义，太相信别人的承诺，比如关于联合政府的号召之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张先生是那一群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代表，他们痛恨国民党的腐败，但又较为迷信新生力量。但不管怎么说，张先生都不失书生本色。
大学校长对学生的帮助
胡适晚年和胡颂平谈话时，常常流露一个看法，就是坏学校也出好学生。他特别提到过当时中国大学一个名叫黄晖的学生，常来北大听他讲课，这个学生后来写过一本很有学术价值的书，胡适晚年还记得这个学生。
学校总有好坏之分，一般说来，学校不论好坏，凡在学校中就有名的学生一般都有出息，特别是赶上学运时候，凡学生领袖总是有才能的人。我虽然没有上过好大学，但我观察，坏学校里出名的学生，总是比好学校里平庸的学生有出息，不论学校好坏，凡在学校中没有显示才华的学生，以后大概也是平庸之辈。现在大公司找人，选人的成本比较高，其实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不论学校好坏，你以他在学校的出名程度来选择，大概不错。我前些年写过一则短文，说中国早期学生运动的领袖，后来以做大学校长的人为多。因为政治活动最能见出一个人的激情、人格和才华。西方制度下领袖人物的来源，基本是校园中最活跃的学生。
据中国著名工业经济研究专家方显廷在《方显廷回忆录》(商务印书馆出版，2006年)记载：“国立北京大学有五位学生运动领袖，他们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抗议中国在凡尔赛和会上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时任国立北京大学的执行校长蒋梦麟先生，请求穆先生(厚生纱厂老板穆藕初，编者注)资助这五位学运领袖出国留学。穆先生立即慨然应允，以五万银元作为资助。不过，作为一位传统的中国多神论者，他在应允此事之前，相邀蒋梦麟校长，一起到北京一座著名的庙宇去求了一次签。签语告诉他说，他的捐助行为将会得到极大的成功。后来，这些被资助的学子们，分别成为政府的内阁部长、外交使节、大学校长、知名学者和诗人。”
方显廷回忆说，蒋梦麟校长请求穆先生资助的这五位学生是：罗家伦，后来做过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的校长；段锡朋，一位资深的国民党员和内阁大臣；康白清，著名的诗人；汪敬熙，中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做过中研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孟寿春，四川大学校长。方显廷的回忆大体不错，只是孟寿春，我查了一下四川大学的校史，没有记载。可能是方显廷记忆不准确。但不管怎么说，只要五人里有一个上面提到的人，这笔资助都可说得到了巨大的回报。
1933年，蒋梦麟在北大当校长时还做过这样一件事：那年一开学，蒋梦麟以“不交学费”为理由开除了一批左倾学生，共计九位。这些北大学生被开除后不久，每位学生收到一封匿名信，内附支票三百元。信中说：他对同学被开除非常同情，谨送致大洋三百元为川资云云。
这是我看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时记住的一个细节。千家驹在回忆录中说“我至今不明白这钱是谁送的。三九二十七，这二千七百元大洋(尚未实行法币烧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地下党很穷，绝不可能、也无必要送此巨款。社会上也不会有此急功好义的人士，况且他们也不可能知道每一被开除同学的姓名住址，这真是一个谜。经我们多方分析研究，我判断这是蒋梦麟校长耍的两面派手法。蒋一面开除学生，一面又怕他们留在北京，铤而走险，对他发生不利行动，干脆花一笔钱叫他们早早离开。果然，九位同学得了钱后，有的东渡日本，有的去了德国，各奔前程去了。”千家驹对蒋梦麟的这个看法，其实不准确。因为在蒋梦麟一生中，这样的作法绝对应当受到后人的尊敬。
另：
龙应台：关于中西方大学校训的思考
我是台南成功大学的毕业生，成功大学的校训是“穷理致知”。毕业后我的第一个工作，是到新竹交通大学担任助教，交通大学的校训是“知新致远，崇实笃行”。从美国回到台湾之后在台湾中央大学任教，中央大学的校训是“诚朴”。这两年成为台湾清华大学的教授，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弟弟是台大的博士，台大的校训是“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哥哥是东吴大学的毕业生，东吴大学的校训是“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我也仍然记得校门口、礼堂里、梁柱上的各种标语：
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我也仍然背得出李密的《陈情表》和诸葛亮的《出师表》的片段，也仍然记得少年时如何背诵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跟着老师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还有柳宗元，还有韩愈，还有苏轼……
我，以及我们的同代人，是在这样的价值架构里长大的。
走了多少人生歧路之后回头，才明白这个孕育了我们的价值结构是多么深的被儒家思想所渗透。颠覆道统的庄子《盗跖篇》不会被我们读到，天马行空的《山海经》、唯物辩证的韩非，“不尚贤，使民不争”的老子，都不在我们的主要价值结构中。要认识？你自己去找。
和西方的主要价值对比时，儒家的“道德”特质就更显鲜明。我曾在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读书，堪大的校训是：“谨守大自然的法则。”每受邀到一个大学演讲或访问，我就好玩地先去找出那个学校的校训，发现哈佛的校训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耶鲁的校训是：“光明，真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训是：“真理使你自由”；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自由之风飘荡”。
在这些著名的欧美大学里，最突出的两个词，一是“真理”，一是“自由”。强调“真理”与“自由”，和强调“厚德载物”、“敦品励学”、“爱国爱人”，是存在着极根本的差异的。
